从来没有得到过爱的硫化水银也会再爱你一次吗

正义战士和我的未来

       忽而有一天,我梦见自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正义的人。我感到民族主义的尊严和骄傲在我灵魂中燃烧起来,变得不可一世,自令放为,欣喜若狂,伊万布拉金斯基成为了太阳一样的普希金这一美好悲剧形象的尘世化身。阳光浸润着饱受折磨的土地,城里仍是一片火海,我从断壁残垣中爬了出来,街上没有一个人。我踢开几个可供藏身的下水道入口的盖子,里面空荡荡的;我顺着做好的标记找到隐蔽的防空洞堡垒,依然找不到一个人;我跑到贴上红十字标志和瑞典国旗的市政府大楼,那里连观赏这场苦难的志愿者都消失了。

       我在狭窄而闭锁的地球上狂奔,确信自己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就算我是一架钢琴也早该飞起来了。不由自主的慌乱淹没了我,我却突然醒悟过来——此时我已经成为了这个除了我以外空无一人的世界上最正义的人。

 

       正义战士与我的未来
       Justice Warrior and My Future Path

 

       汽车停下来后,我醒了过来。我很欣慰世界终于恢复了正常——人类回来了,战争得以继续下去。发动机仍在嗡嗡地响着,车子外面什么地方有一群提着手电筒的人冲过来,光线透过打破的车窗照进汽车里,那令人晕眩的橘红色在我紧闭双眼的黑暗视野里疯狂地晃动了一阵,好像眼球被人直截了当地打了一拳。“把死人抬到这里来——你们那里有死人吗?”我听见车外有什么人喊道。“该死的,”司机大声地回答说,“你们已经解除灯火管制了吗?”
  “整个城市烧成一片火海,灯火管制还有什么用!”那个陌生的声音喊道,“我问你们,到底有没有死人?”
  “我已经死了!”
  “把死人抬到这里来!你听见了吗?其他人抬下去,抬到地下车库去!明白吗?”
  “好啊!好罢!”

       我是属于“其他人”里面的,我猜测我还没有死,但也差不多了。他们抬着我经过一条长长的阴暗潮湿的过道,抬担架的人走得快而平稳。我现在不感到疼痛了,在汽车上那会儿,每当在小弹坑上颠簸一下,我就禁不住要叫喊一次;从大弹坑上开过去,倒还好受些,汽车爬了上去,又爬了下来,就像在波涛里行船。

       “这是哪儿?”我问道。没有人回答我,我自己都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哪儿?”我压着嗓子又吼了一句,声音从我脑袋上的绷带里面沉闷地漏出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也许这一切都是幻觉:我在发高烧,刚从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梦中醒来,浑身上下到处都疼,脖子好像要断掉,心脏也发狂似的乱跳。人发高烧时什么东西不会在眼前显现呢!这时似乎有人拉开了一扇门,碘酒、粪便、垃圾和烟草的气味就混合着绝望的喧嚷声扑了过来。他们最终把我扔在地上,我也终于能控制自己的声带:“这个城叫什么名字?”

       “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声音回答我。

       我的心一下子凉下来。

       这是永远温暖的克里木,沐浴阳光的黑海岸,我的心却不可抑止地沉下去——这是永远不能被攻克的后方要塞,分离主义盛行的国家喉舌,地峡对岸的明珠,俄罗斯任何时代的寄生虫温暖的堡垒——我竟有一天重新躲到这儿来,那我便再不可能上战场了。

       我闭着眼睛把这一切又回味了一遍,一个个场面像电影镜头那样掠过脑际。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这样想,汽车不会跑这么远,离前线差不多有三十公里地呢。再说,你毫无感觉,丧失了正常的五感,这些时日,你不是一直都靠手指摸索声响,用听觉捕获视野的吗?除了不断运转的思维,你与正常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感觉没有告诉你,现在你是在自己的故乡,在你八年前毫不留念地离开的肮脏腐烂的世界里。八年不是一个小数目,八年的隔断,难道你凭别人轻飘飘的一句模糊的断言,就又把自己扔进地狱呢?

  塞瓦斯托波尔大概是我童年的终点,接下来我就要到《在人间》去。我当时攥着去往莫斯科的车票,趴在绿皮火车油腻的脏桌布上想道——这儿是一个大军港,大农场,但绝不是什么城市。无论再过多久,这都是它永远欠缺的部分。从前我在这里度过童年并打算度过一生——在十四岁开上飞机,然后在十八岁死于脑膜炎什么的。只可惜我活得更久,我看着鞑靼人来了又走,哥萨克去又复还,看着他们给这座城市染上暴虐自由主义的色彩。“保卫克里米亚!”人们总是呼喊。他们的目光被束缚在这个地峡牵扯着的狭窄的半岛,从未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苏联人或是地球人,用一种荒唐而自诩文明的自傲嘲笑所有的外来者。

       在我十四岁时我的村庄来了一群鞑靼人——又一群。他们摆出鞑靼语是克里米亚官方语言之一的事实,借斯大林时期清扫克里米亚的历史装出民主斗士的姿态——好像他们从未将俄罗斯人当奴隶买卖长达两个世纪——使非法移民的身份获得民主价值的默许。他们在村中心的广场上播放彻夜的广场舞音乐,同时接受CNN的采访,成功站在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广场上跳着舞唱着歌和村里一半以上的女性上了床,于是只好在CNN记者团走了以后找他们去决斗。我没带武器,一个至少有我两倍高的人打断了我的腿,我被打得鲜血淋漓,呜呼哀哉,大快人心,趴在地上瞪着他吼了一句“毛子”。

       后来如何?没有如何,我那时还是个年轻人,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几无关联——人们缝补了我的腿,一部分人称我是“英雄”,剩下的一部分人称我为“不怕死的混小子”。“英雄布拉金斯基,是谁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呀?”老师当年就是这样在课堂上嘲笑我。“不是我!”我从睡梦中惊醒,惊恐地喊道。“真的不是他!”我的妹妹站起来为我辩护,然后所有人开始狂笑,好像他们在幻灯片上看到了两只山羊在做爱。这件事带给我的唯一影响就是在接下来的人生中,我经常梦见自己口吐鲜血趴在地上,怒目圆瞪着吼叫着“毛子!”而我所有认识的人——娜塔莎,冬妮娅,王耀,还有其他人——全都围在我身边,语重心长地嘲讽我:“笑什么,你也是俄罗斯人。”那副表情就好像在说“笑什么你也是甜党”。他们的脸然后就逐渐沉下去,沉下去,和我惨白的潜意识融为一体。

       这个可怕的梦境自然不是我离开塞瓦斯托波尔港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后来我的姐姐冬妮娅嫁给了一个土耳其人,从此我亲爱的冬妮娅变成了一个和我格格不入,浑身长毛的男人的奴隶。“你真的要坐三等车厢吗?”她问我。“是的,是的,”我说。“这样我方便和娜塔莎在一起。”我们道别的时候甚至没有说“给我写信”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早已嘲笑过这种送行的客套话。“再见,万尼亚,再见!”她带着忧伤而亲切的神情说道,挥着手绢含着眼泪对我点点头——然后等我的车厢刚驶离,就盘算起怎样把我临行前协商好的财产分配方法告诉她的丈夫。

       我一点儿也不后悔自己离开了塞瓦斯托波尔港,如果我一辈子呆在这儿,我就会成为无可救药的小私有者,我的妹妹就会被卖去妓院,我的姐姐就会被她酗酒的丈夫折磨致死——而倘若我运气好,布尔什维克终于吞并了滋生细菌和腐败的克里米亚,以上一切都不会发生——那么我也遇不到王耀了。

 

       我想起王耀,开始叫喊。我实在不想再想起他,他却总是像跗骨之蛆一样阴魂不散,毁掉了我的一生。叫喊几声总觉得好受些,不过得大喊大叫;叫喊叫喊真好,我发了狂似的叫着喊着。有人俯身观察我的情况,我还是睁不开眼睛;我感到一个陌生人的呼吸的热浪,一个声音平静地问道:“怎么啦?”
  “我们在哪儿?”我问道。
  “塞瓦斯托波尔。”他不再理会我,困倦地耸耸肩膀,径自走开去。
  “谢谢!”我沉默了。

       这人不是王耀,这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他。如果是他在照料我,他会叫我万尼亚,冰凉的手指摸着我的嘴唇,俯下身的时候头发会垂到我脸上。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他——他在战场上活下来,在黑暗潮湿的地底防空洞做着伤员分类的工作,怜惜而博爱地看着死去的,和即将死去的人们——我们的战士,敌人的战俘——以及他们身上充满生命力爬行的蛆。敌军的轰炸机不间断地投下弹药,不过也没什么可震垮的了,他起身擦亮在震动中颤抖的油灯,朝我走过来。

       他要和我说什么呢?他观看着我生命痛苦的流逝,是不是还会可怜我的魂魄,和我讲一讲在祖国等待他回来的亲人们的故事,就像在莫斯科大学时和我惬意地聊天时候一样呢?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起来——他八岁时饿死的,漂亮可爱的小妹妹,化作轻飘飘的灵魂遥望着他前往异国他乡的路途;还有他小时候在战场上捡回来的日本小男孩,王耀为了满足他对于中国人口音的偏见,在那小男孩死前一直保持着“阿鲁”的附加语气词的习惯。

       我憎恨他对于世界毫无理由的博爱,也无法理解他来到我身边后,仍然对他狗屎一样堕落的过去怀有无法割舍而令人作呕的牵挂。我恨不得打碎毁掉我过去的一切——我小资产阶级的,思维僵化的姐姐也好,那个毁掉我的姐姐的,脑满肠肥的赛迪克安南也好,我心怀激进的民族主义,十五岁时就抛下我和民意党走了的妹妹也好——已把生命交给人类的斗争的我,再也不想和一整个克里米亚有什么关联——而王耀他做什么都束手束脚,顾虑良多,温柔睿智,浑身洋溢着人文主义的光辉。我瞧不起他,同时疯狂地爱着他;他要去死,我没任何办法,只有任由他毁掉了我的一生,割裂了我与这可爱的世界唯一的感情联系。

       “那他现在到哪儿去了呢?是毫无意义地死掉了,还是还苟延残喘地活着呢。”我思索着,然后他终于走到我跟前,微微地笑着,整个人透露出悲哀决断的氛围来,摸着我的脸。

       我望着他的脸,那对疲倦而永远明亮的黑眼珠,整个人一怔,又有些恍惚,一瞬间分不清切实可感的幻想和梦境一般的现实,对他说:“王耀,我感到我的脖子要断了。”

       “不用担心,万尼亚。你的脖子其实已经断了。”他我平静而万念俱灰地安慰着我。

 

       人们似乎终于想起了我,我在黑暗中感到他们按着我的手臂,一个针管滑进我的身体。我叫喊着,叫喊总能让人稍微平静下来——他们没有管我,仍然将针管一推到底。很快我感到身体热乎乎的,脖子以下全都失去了知觉。我再次叫喊起来,内心却无比镇定,一阵恐怖的力量压住了我的身体,我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绷带的缝隙里透出的是一个晃动的白色人影——那是个金头发的女卫生员。她用模糊的声音轻轻地说:“别动,布拉金斯基。”一边把我翻过来,在我的脊柱上又扎上一针。
       躺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冷静地说:“吼也没用,很快就轮到你了。”
  我勉强恢复了一点视力,看到人们把一个人抬了起来,送到一个昏黄的亮点儿后面去;我目送着他们。什么也听不见,直到遮光帐子又被拉开,那人又被抬了出来——抬担架的人面容疲倦,冷漠,步履蹒跚地抬着他朝门口走去。

       “这个城叫什么名字?”我问这位躺在我旁边的人。
  “塞瓦斯托波尔。”他回答道。
  “谢谢!”

     现在,我听见外面重炮又开始轰鸣。炮声压过了人们的喧嚷和呻吟,混合着大火毕毕剥剥的吞噬声,以及黑暗中什么地方山墙倒坍的巨响,能让任何人瞬间想象出燃烧的城市的样子——在熊熊大火中挣扎的塞瓦斯托波尔,我的故乡,是交织的红光和黑烟,就像添上新煤的炉子。一切肮脏下流,不堪一击的人类文明在烈火中欢快地燃烧——我们甚至不用烦恼如何毁掉它们,敌人已经帮我们清理了一切,接下来我们只需要一心建设新的世界。

       炮声均匀而有节奏——这是多么出色的炮队啊!王耀嘲笑我,说人类永远不可能去歌颂枪炮炸弹,就像经历了一切苦难的人类再也不会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激进派一样,去为工业时代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歌功颂德。这我绝不同意!我不仅要歌颂烟囱纪元的大刀阔斧,波澜壮阔,还要继续歌颂大炮,歌颂我手中的阿卡47步枪,歌颂这些毁灭一切,建设一切,守护一切的伟大事物。这是多么令人宽慰,令人悦意的炮声,空灵而又粗犷,活泼而又压抑,如同我在充满忧虑而一无所知的童年时代演奏的手风琴——它无论如何也是美丽的。接着我想到,假如再有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成,碑顶竖着不含任何宗教元素的红星星,装饰着温暖明亮的向日葵,那么又该有多少死于炮击的正义战士的名字要刻上去啊!我的名字,不知是否会有人记得,帮我去刻到石碑上去呢?如果王耀终于活下来,他一定不会帮我刻上去,他或许会为我流几滴眼泪,把我加入到他无法忘却也无关紧要的回忆中去,然后嘲笑我为了国家机器毫无价值地去死——然而国家机器这个形容是十分恰当而亲切的,我从没有觉得一个井然有序的好世界有甚么可怕。

       我们是如此不同,几乎在任何话题上都会有分歧,仅仅因为一时的利益需求而走在一块儿——但我又是如此狂热地爱着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我们皮肉骨血之下那一模一样的孤独不屈——就像一个灵魂割裂的两面……

  我记不清是怎么受伤的,只知道醒过来时我的眼睛看不见,脖子转不动,腿也不听使唤,只有手臂还能动弹。此时我浑身发热,试着要活动活动胳膊,可是疼得我禁不住要叫喊起来。我又叫喊开了,喊一喊就舒服多了。另外我也很生气,因为我的胳膊也不能动了。
  医生来到我跟前,摘下眼镜,眯着眼睛注视着我,他一句话也没说。他背后站着那个刚刚给我扎了一针的女卫生员。她和医生耳语了一阵,医生又把眼镜戴上,于是我清楚地看见了他那双在厚眼镜片后面瞳孔微微转动着的大眼睛。他久久地注视着我,看得这么久,使我不得不把视线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时他轻声地说:“等一会儿,马上就轮到您了……”
  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无情,仿佛我正穿过一个与我无关的,我所陌生的世界。我知道自己快死了,我总有一天会欢欣鼓舞地迎来自己的死亡——你在出生之前有过对世间的不舍,对痛苦的恐怖吗?死亡只不过把你送回你存在前的这个冷静安然的状态,在死亡里你不再是体会万事万物的智慧生命,而只是整个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可我仍然忍不住想起我可爱的世界——我竟像所有知道自己要死的人一样,可耻地回顾起自己丑陋的一生来了。我想起冬妮娅,我苦命的姐姐。“可怜的万涅奇卡,姐姐爱你。”她总是这么说搂紧了我,怜爱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在我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又一个恶心而温暖的吻。我想起娜塔莎,我漂亮而阴郁的,总是追着我喊哥哥的小妹妹。我没能照顾好她,甚至没有为她的离去掉一滴泪呢!还有王耀,我怎么能忘了他——

       抬担架的终于又进来了,这回他们要把我也抬到灯光后面去,这次我再也没有力气叫喊,思维却还在转动。王耀——我怎么能忘了他呢?这个心系故土,受尽磨难的中国青年,我不是在见到他的第一天就爱上他了吗——我亲爱的朋友,永远的爱情,一切高尚人类道德的化身,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我怀里,摸着我的脸,怜惜地吻着我的额头,他胸口滚烫指尖冰凉……

       我被摇晃着抬过走道,来到灯光耀眼的帷幕后面,就在这短短的一秒钟内,我突然回忆起了这一切——王耀怎么可能活着,他是一定要死在我前面的——他是如此的熠熠闪光而不堪一击,是这个等待我去毁灭重建的世界配不上他。

  我躺在手术台上,看见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映照在上面那个灯管的透明玻璃上,但是变得很小,只能隐约看出那是个红色的影子——那是我的血——脸上蒙着白纱布。这就是我在玻璃灯泡上的模样。
  医生转过身去,背朝着我站在桌旁,在手术器械中翻来翻去。那个金头发的小姑娘站在我面前——她向我微笑着——她灰蓝色的大眼睛里留下泪来,疲倦而忧伤地微笑着。“这样不行。”我想着。“每来一个死人她都要这样哭上一番,这样怎么活下去呢。”然后他们拆掉了我脸上的绷带,我的目光第一次毫无障碍地扫过她的脸孔——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我惊骇万状,接着我感到脖子上挨了一针,全身猛地震颤了一下。娜塔莎冲过来紧紧地按住我的肩膀,我看到的只是她那张疲惫忧伤的面孔,还有她美丽的蓝眼睛里我的影子——我的脖子被一根粗大的塑料管连在我残破的身体上——我知晓这一切,竟然也并不害怕——这是冷战时期我的祖国就开始研究的换头手术。

       “娜塔莎……”我看着我长大成人的,坚强地走上战场的小妹妹,失去了意识。

 

 

       忽而有一天,我梦见自己成为了这个除了我以外空无一人的世界上最正义的人。世界在熊熊燃烧,好像炼钢铁的熔炉。我知道哪里能找到人,我跑去莫斯科大学图书馆,那是我第一次遇见王耀的地方。他果然在那里,穿着一身迷彩服,头发绑成短短的一截辫子,微微地笑着向我望过来,整个人流露出悲哀而决断的氛围来。任何见识过无可逃避的死亡的人都浑身一怔——那是死亡的寒冷气息,从充满希望而无法可想的未来流露出来——未来在一片黑暗的前方就像是一条折叠起来的路,与其说是供人行走,倒不如说是绊人用的。

       “你会死掉的,王耀。”我对他说。“你实在不应该死在这样的世界里。”我努力保持着平静,不让自己叫喊或者哭泣出声。

       “多谢你,万尼亚。”他这样说道,我万料不到他具有这样的勇气与毅力。“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再清楚不过。”

       “那么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是一名正义战士。”

       他就这样坐上了离开莫斯科的火车,到前线去了。三个月后他就死了,然后我就到人间去了。











       在阅读过程中,大家或许会感到十分熟悉,因为我抄袭了中学语文课文,海因里希伯尔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但大部分还是我写的。所以这依然是一篇非常烂的文章。

       海因里希伯尔真的是一个好作者。你们不去看看他的一系列令人震颤的短篇小说吗?看看嘛,看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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